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17日刊登题为《20年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阴云笼罩着乌克兰战争》的文章，作者是伊尚·塔鲁尔。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去年5月发表演讲时出现“口误”。他当时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小布什总统图书馆对听众发表讲话，谴责乌克兰战争。但小布什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失误，公开哀叹“一个人就能决定对伊拉克发动一场完全无理和野蛮的入侵”。
他随即自我纠正，摇头耸肩地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乌克兰”。台下听众中有人发出咯咯笑声。但也有很多人没有笑。20年前的这个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当时，批评者认为，出兵伊拉克既是“不正当的”，可能也是“野蛮的”。
小布什政府编造谎言以证明其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先发制人”的干预是正当的。事实证明，它寻找其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徒劳无果的，那是靠乌龙情报发动的一场战争。美国坚称，政权更迭会给中东带来更大的稳定，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它播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导致像“伊斯兰国”这样一些极端组织的崛起，同时华盛顿的劲敌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事实证明，美国在伊拉克推行自由民主的愿景是虚幻的，伊拉克被多年的政治动荡、议会瘫痪和腐败所困扰。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3月16日刊登题为《伊拉克战争如何改变了美国政治，并导致特朗普的崛起》的文章，作者是朱莉安·博格。全文摘编如下：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低迷的问题比当年越南战争后的情况更严重，也更持久。
美国民调专家约翰·佐格比说：“伊拉克战争首先告诉美国年轻人，政府是不可信的。它还说明，美国军队也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它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它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哪怕是较小的国家。”
2003年3月，联邦调查局的科琳·罗利给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她警告说，入侵伊拉克将导致“恐怖主义泛滥”。如今她说，20年过去了，没有人因为这些致命错误而被追究责任。
罗利说：“我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他们的宣传非常成功，小布什和切尼等人现在已经恢复名誉。”
导致伊拉克战争及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犯下的可怕错误没有迫使任何人辞职，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副总统切尼——以及其他任何为这场战争辩护并实施了一场灾难性占领的高级官员——都没有被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或法庭追究过责任。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阿联酋《国民报》网站3月17日刊登题为《主流媒体如何帮助游说美国人支持入侵伊拉克》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民众对美国大型新闻机构的信任已经到了某种转折点：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现在对媒体持负面看法，50%的人认为大多数媒体是在故意误导公众或传播错误信息。
但今天的信任危机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种子，这可以追溯到2002年和2003年。
当时，刚刚经历“9·11”事件的美国人惊魂未定，小布什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向美国人兜售攻打伊拉克的想法，而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毫无关系。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媒体未能严格审查政府精心挑选、曲解或纯粹捏造的情报。
媒体非但没有在报道中对政府的说法提出足够的质疑或者要求获得更多证据，反而因为渴望在报道那个时代最重大新闻时占得先机，因此一再重复小布什政府自己给出的理由，直到主流媒体就所谓“真相”达成一致：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准备利用它们攻击美国或其盟友。
美国媒体深陷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流行说法的集体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历了系统性崩溃，被指责助推了一场建立在错误前提下的战争。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3月16日文章刊登题为《“自命不凡”、“夸大其词”和“不负责任”：“红色警报”系列文章的背后是什么？》的文章，作者是玛格丽特·西蒙斯。全文摘编如下：
这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值得警惕的头版报道之一。上周，《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在显着位置推出了三篇系列报道中的第一部分，大标题是《澳大利亚三年内面临与中国开战的威胁——而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
文章称，最有可能引发战争的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入侵”，美国将对此作出反应。“这一威胁的性质有可能达到爆发全面战争的程度，而澳大利亚将不得不被牵涉其中。”
这一被称为“红色警报”的系列文章是根据一个由5名防务政策专家组成的小组发表的“公报”，由该报的国际版主编彼得·哈彻和外交事务记者马修·诺特拼凑而成。
“红色警报”是对公开辩论的一次重大干涉，它刊登在这个国家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上，并在有关“澳英美联盟”级核潜艇的消息公布前一周发表，而且在此之前政府刚刚收到了一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
参考消息网3月17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3月16日刊登题为《“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日韩关系”能否破局》的文章，作者是甲原润之介和朝比奈宏。全文摘编如下：
韩国总统尹锡悦16日启程访日。鉴于韩方就两国之间最大的悬案——前劳工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性陡增。“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水平”的日韩关系将会向何处去？本文总结了以下三点障碍。
第一，前劳工问题是如何出现的？
之所以日韩关系实现了迅速转圜，主要是因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前劳工问题这根刺得以拔除。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了不同于前政府的举措，不寻求在外交层面与日本对立。在此基础上韩国政府决定对前劳工给予补偿。
韩国方面也呼吁，要想得到其国内舆论的认可，日本必须作出“有诚意的回应”，日本首相是不是可以再次明确表示“反省和道歉”？
韩国在野党对韩国政府解决方案给予猛烈抨击，称这是“外交上的完败”，各种舆论调查中反对政府做法的比例也都超过半数。
第二，关系改善将带来哪些变化？
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表现，两国首脑计划重启“穿梭外交”。日韩“穿梭外交”在2011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与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会谈以后陷入中断，原因在于李明博登上竹岛（韩国称独岛——本网注）和历史问题导致两国关系趋冷。
参考消息网3月17日报道 西班牙《公众》日报网站3月13日刊登题为《中国举起对话的旗帜，而美国选择武力》的文章，作者是胡安·安东尼奥·桑斯。文章摘编如下：
在今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说：“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增加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这番话明显指向了美国在其外交关系中表现出的军国主义——从中东到巴尔干地区，再到现在的东欧。
中国的新战略是在其国际竞争对手选择使用武力的地区展现出友好的面孔和开展对话的承诺。
北京已开始在外交领域采取这类举措以推动多边主义。中国最近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对宿敌之间进行的有效调解，以及中国就乌克兰危机提出的和平计划，都表明了北京的外交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并展现与美国的截然不同之处，尤其是在华盛顿最依赖威胁和武力的地方。
中国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内部凝聚力和国际外交与经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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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3月16日报道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3月14日刊登托尼·博伊德的文章，题为《为什么说对华战争不合逻辑》。全文摘编如下：
一边是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签署商业协议，另一边是一些地缘政治专家大谈中国和美国可能爆发冲突，而且澳大利亚将被卷入其中——如此反差似乎是矛盾的。
商业逻辑告诉我们，中国将寻求每年从力拓、必和必拓、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汉考克勘探公司等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进口约9亿吨铁矿石。中国无法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获得如此多的铁矿石，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中国每年要消耗全球铁矿石产量的75%。
乔治·弗里德曼是一位对华态度不那么强硬的令人尊敬的评论员，这位地缘政治预言家和战略家创立了美国“地缘政治未来”网站。弗里德曼一直坚称，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开战，因为这不符合两国各自的长远利益。
这种不那么强硬的思想与铁矿石大亨安德鲁·福里斯特的观点是一致的。福里斯特上周在出席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商业峰会时指出，我们需要放弃莫里森政府奉行的不与中国接触的战略。
参考消息网3月16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3月13日刊登题为《印度正在进行难以想象的交通大升级》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以缓慢颠簸的火车旅程、混乱拥挤的公路和肮脏不堪的机场而闻名，但它正在经历着中国以外看不到的基础设施改造。这将改变印度人通过铁路、公路和航空出行以及做生意的能力。莫迪政府希望这能消除制约印度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以满足其年轻且快速壮大的人口的渴望。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全面推进了新基础设施建设。在截至2022年的5年时间里，印度的发电能力增长了22%，可再生能源产能几乎翻了一番。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交通方面，莫迪政府认为这是印度过去失败的关键，也是未来成功最有可能的保证。
印度在过去8年里修建了5万公里国道。民用机场数量激增，从2014年的74个增至现在的148个。新冠疫情暴发前，印度国内旅客数量已从2013年的6000万人升至2019年的1.41亿人峰值。
莫迪是如何实现这一腾飞的？其崇拜者很少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他从两位前任那里继承了一个牢固平台。印度主要道路建设计划是在前总理瓦杰帕伊时期启动的。他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络连接了印度四大城市：金奈、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他的继任者曼莫汉·辛格继续这项工作并启动了包括货运走廊在内的新项目。不过，莫迪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投入资金加强了这一努力。
参考消息网3月16日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11日刊登塔玛拉·基卜拉维的文章，题为《伊朗和沙特的和解标志着中国处在核心位置的新时代的开始》。全文摘编如下：
当沙特和伊朗10日在北京握手言和时，无论对深受两国几十年来敌对关系影响的中东而言，还是对中国在这个盛产石油的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言，都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
消息突如其来，又在意料之中。这两个中东大国为重建外交关系开展的谈判已持续了近两年时间。
有时，谈判代表似乎踌躇不前，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看上去难以消除。
就在伊朗与美国为恢复2015年核协议展开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与沙特的谈判拉开帷幕。伊朗参与的这两场谈判的结果似乎相互关联——沙特和美国长期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步调一致。
但是地区联盟正在发生改变。近年来，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而中国的地位则正在上升。与华盛顿不同的是，北京展现出超越中东纵横交错的各种敌对关系的能力。在日益加强的经济关系的推动下，中国与该地区的众多国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说教。
参考消息网3月16日报道 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网站3月7日刊登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烈斯·奥尔特加的文章，题为《我们称之为“新冷战”，但事实并非如此》。全文摘编如下：
我们称之为“新冷战”，但美中之间的关系、竞争与合作并非“新冷战”，受这种观念的误导可能会导致视角和政策上的错误。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更是如此，后者将这个亚洲超级大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我们使用“冷战”一词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懒惰，也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即一个无序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正从一种世界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轮廓尚不清晰的世界秩序。冷战在今天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但现状与冷战时期是不同的。
与苏联不同，中国充分参与了全球经济，并参与了构成全球经济的供应链，尽管随着疫情以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技术和战略竞争，全球化有所放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通过企业回迁、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政策，阻碍这些供应链取得进展。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原因，也因为这与美国内部政治有很大关系。
参考消息网3月15日报道 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3月13日刊发题为《可能重塑这个世界的美国共和党内部分歧》的文章，作者是查丽萨·杨。全文摘编如下：
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多人的缺席。这一会议一度被认为是开启总统竞选之路的共和党明星的必经一站。
但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其他可能的竞争者均缺席了会议，主导这次会议的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盟友，他们一直支持阴谋论和大选存在舞弊的不实说法。
同样缺失的还有对特朗普提高关税和逐步取消所有从中国进口必需品的鹰派提议的愤怒，这些计划过去被认为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太大，但现在却受到了包括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的民主党人的支持。
虽然共和党仍处于挑选提名人与民主党候选人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对决的初期，但针对特朗普对共和党未来走向挥之不去的影响力，以及共和党最终的提名人选将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他的看法，人们已经产生种种疑问。
CPAC还凸显了共和党在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存在重大分歧。在这次会议上，特朗普及其盟友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解决问题，这一立场与彭斯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等共和党人的立场相左。
参考消息网3月15日报道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3月13日刊发题为《美国经济2008年危机后膨胀的泡沫破裂》的文章，作者是阿廖娜·扎多罗日娜娅。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危机：两家大银行突然倒闭。12日，因“系统性风险”，纽约签名银行被州当局关闭。此前，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决定冻结硅谷银行的活动，并指定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其接管方。
这让人不由得将目前情况与2008年相提并论。当时美国经济崩溃的原因就是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这家金融巨头的债务达到6130亿美元。
引人注目的是，破产者一直可以指望政府的支持。当局向美国经济注入了巨额资金，但这导致美国外债迅速增加，其后果迄今尚未解决。
美国金融体系整体上处于相当脆弱的状态。通胀成为华盛顿最头疼的问题。美联储加息为时已晚，导致不得不在本已艰难的历史时期实施极其激进的货币政策。
专家界评论称，如果美国总统拜登现在不紧急解决问题，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2008年的危机，这反过来又将影响白宫的声誉。
经济学家安东·柳比奇认为：“美国当前的形势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其后果将主要涉及高科技行业——初创企业估值将下降、新开发项目的预算将减少。这将导致垄断，因为巨头会更容易收购年轻公司。
参考消息网3月15日报道 西班牙“另一个世界”网站3月10日刊登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的文章，题为《西班牙与中国：现实与神话》。全文摘编如下：
3月9日是西班牙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纪念日。1973年至今，两国发展都经历了重要演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已成为西班牙重要的经济伙伴。西班牙对华贸易逆差较大，中国是继德国之后西班牙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对于中国，虽然西班牙的分量在稳步提升，但其市场规模仍相对较小。在投资方面，西班牙吸引中国投资的数量在欧洲尚不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如此，双方都看到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巨大潜力，一致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窗口始终存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国政治关系高度和谐，没有受到西班牙政府更迭的影响。双方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无论是领土争端还是政治制度。诚然，这并未对西班牙扩大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起到太大作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更多是因为西班牙在经济规模和特点上与其他欧洲邻国无法相比。同时我们应该相信，只要我们在生产结构方面进一步加强适宜性，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带来更大的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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